盈科动态｜辩之有道，论而明理——盈科北京刑事一部刑事大要案研究会第12期案例研讨会顺利举办

        会议伊始，刘磊律师以刑事再审程序的特殊意义为切入点，强调其作为“司法纠错最后防线”的重要性。她指出，当前二审改判率低、再审程序启动难已成为行业痛点，而陶海洋律师代理的张某职务侵占案历经十余年申诉，最终通过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再审、省高院撤销原判并指定异地审理，为破解再审困局提供了宝贵经验。刘磊律师表示，此次研讨不仅是成功案例的复盘，更是对刑事律师“穿透事实、坚守程序正义”专业能力的深度剖析。

        陶海洋律师以张某职务侵占案为主线，系统梳理了案件从立案侦查到再审推进的全过程。该案当事人张某原为上市公司高管，在负责企业债权清欠过程中，因涉嫌将处置破产企业资产的收益据为己有，于2012年被以职务侵占罪判处六年有期徒刑。服刑期满后，张某自2015年起持续申诉，案件先后经历两次检察院撤回起诉、中级法院、高级法院审理及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再审，最终在2024年经省高院指定跨地市法院管辖，目前仍在审理中。

        在争议与破局中，程序突围聚焦“自审自纠”障碍：律师团队发现原审法院14名审委会成员中6人曾参与2012年案件讨论，提交相关证据并申请异地管辖，历时近两年推动省高院指定S市L县法院审理。证据博弈围绕资金用途展开：辩方以破产公告、法院执行文书等客观书证，证明资金用于后续清收、房屋维护及税费缴纳，省检察院再审时明确支持“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，建议改判”的观点。

        检察监督层面，L县检察院在庭前会议中拒绝采纳省检意见，辩称其为“个人意见”。团队援引相关规定，申请检委会介入，质疑其有罪指控的合法性。陶海洋律师总结，刑事再审需构建“客观证据优先”体系，善用指定管辖、检察领导制等制度工具，结合外部监督形成程序与实体的双重推动力。

        在自由讨论环节，与会律师围绕“下级检察院能否独立于上级意见起诉”“撤诉后重新起诉的证据标准”等争议展开交锋。有律师结合实务经验提出，当上下级检察机关意见冲突时，可通过援引检察系统内部领导体制规定、申请上级检方介入个案指导等方式推动争议解决；也有律师从程序正义角度强调，再审案件中需特别关注管辖权异议、审判人员回避等程序性权利的充分行使，以破除“地方司法惯性”对案件公正审理的干扰。

        白宇律师在案件中聚焦检察系统内部程序合规性，提出“省检意见若经检委会集体决策则应视为检察院正式决定”的核心观点。其结合相关规定，指出L县检察院以“省检出庭意见未盖章”为由拒绝采纳上级改判建议的行为，实质上是对检察领导体制的规避。在实务操作中，白宇建议通过审查省检意见的决策流程、向上级检方投诉等方式，推动争议解决，为破解“上下级意见冲突”提供了制度性路径。

        张永华律师重点围绕“撤诉后重新起诉的证据标准”展开分析，援引《刑事诉讼法》相关条款，质疑L县检察院在无新事实、新证据情况下重复起诉的合法性。其指出，原审已两次撤诉，后续起诉仍依赖相同言词证据，违反“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实充分”的证明标准。张永华律师强调，再审案件应严格区分“撤诉”与“无罪认定”的法律后果，防止通过“反复起诉”变相规避错案责任，为同类案件的证据审查提供了实务参考。

        刘永江律师从程序正义视角切入，强调“管辖权异议”与“审判人员回避”对破除地方司法惯性的关键作用。其结合张某案中“原审法院14名审委会成员有6人参与前期讨论”的事实，指出通过申请异地管辖可有效阻断相关干扰。刘永江律师进一步提出，再审程序中应强化对“自审自纠”机制的监督，建议通过检察长列席审委会、上级法院指定管辖等方式，构建“程序突围+实体纠错”的双重保障体系，为解决“同案不同判”问题提供了系统性思路。